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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安全法规和转变驱动机制

1.l 英国
　　英国的食品行业主要受国内市场驱动，超市食品零售商拥有相当的市场权力。因此，英国食品安全体系的两大主要影响因素是来自内部的，即：1990年食品安全法案和疯牛病事件。
　　1990年食品安全法案引入了应有的防御保护，将食品供应链下游的法律责任移至整个食品供应链。以往的法律允许供应链上的购买商应用所谓的“担保”保护，仅要求他们证明食品处于控制之内。1990年法案要求购买商采取任何“合理措施”确保他们从供应链上游获得的食品是安全的。这也意味着，上游公司需要证明他们正确地加工生产食品。应有的防御保护定义中的关键词是“合理的”，它鼓励零售商采取特别措施，通过与供应商建立严格的质量保证体系来确保食品安全，重点在产品追踪。肉品厂首先受到影响，因为零售商给供应商制定了涵盖动物管理各方面的行为规范。行业也通过制定或修改通用的农场保证计划进行响应。现在所有的大超市均要求所有的畜肉应来自是农场保证体系成员的供应商。
　　转变的第二个驱动力是疯牛病事件。该事件削弱了英国政府、肉品生产商和家畜饲养商的公众信任度。只有超市还能够维持消费大众的信任，因为当事件扩展开来时，超市做出了迅速和果断的反应。英国政府起初拖拖拉拉，对疯牛病造成的健康危害不予重视，因此倍受指责。正是由于疯牛病事件的发生，政府开始对屠宰场进行严格的强制性监督，主要是应用客观的、基于危险性分析的卫生标准，每月监督检查一次。该事件真正的重要意义在于将重点从零售水平的危险性管理转移，以及必须遵守食品安全法规，恢复消费者信心。
　　1998年1月，肉品厂开始发起有保证的英国肉（Assured British Meats, ABM）组织，这是一个代表肉品行业内外部的公正组织。ABM的主要目的是恢复消费者对英国肉的信心，通过一个自愿性的行业保证计划制定最低安全指标，在此指标下零售商不会发生竞争，可以自由执行其自身的质控计划。
疯牛病事件将行业的注意点集中到食品安全的重要性以及失去消费者信任所带来的严重恶劣影响。质量控制和产品追踪是目前食品零售商所优先考虑的——只有是质控体系成员的生产商才符合合作条件，这样可以促进行业发展，加快形成一整套的从饲养者到肉品厂的产品追踪体系。英国食品行业正在打一场恢复消费者信心的战斗，这包括所有的食品产品，不仅仅是牛肉。正是这场斗争促使生产商、加工商和零售商之间进行垂直性的合作。

1.2 加拿大
　　在联邦范围内，加拿大食品监督局（CFIA）和卫生部（HC）共同负责食品安全。主要的卫生和安全政策属于卫生部的职能范围，包括制定营养标准、危险性分析、产品标识问题以及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时的产品召回。CFIA负责监督和检疫、HACCP系统的认证。某些情况下，食品安全和检验标准属于省级权限，这取决于食品是在省内消费还是运往省外。一些私立部门已经引入了主动性的质控项目。
加拿大食品安全机制发生转变的主要因素来自外部。维持现有的出口市场，尤其是美国市场，同时开拓新的市场，对于加拿大农业食品部门尤为重要。主要出口市场的法规部门要求加拿大采用与国内产品同等的措施标准。对于肉品加工业，意味着希望出口到美国市场的加拿大公司必须拥有HACCP系统，尽管加拿大的法规对此并没有强制性要求。由WTO的SPS协定引起了世界范围内对以科学为基础的危险性分析的广泛关注，客观上也就鼓励了传统食品监督方式的转变。这些转变驱动力也影响了其他一些国家，尤其是依靠出口的国家，例如加拿大。内部驱动力主要是需要缩减联邦政府部门职能交叉引起的浪费，以及协调国内法规标准。通过CFIA来协调国内法规是为了简化公司面临的法规要求。如果协调失败将最终给出口造成负面影响。

l.3 澳大利亚
　　在澳大利亚的结构组织下，州政府负责执行食品法，这就导致全国范围内出现了不同的标准。为协调国内标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农业资源管理理事会（ARMCANZ）针对销往国内市场的主要生产企业制定了“澳大利亚标准”（如鲜肉）。标准要求国内肉品厂引入HACCP。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局（ANZFA）为深加工、运输和销售制定了国家食品标准。基于正当的保护原则，该局正在制定各州间协调的食品卫生标准，要求所有的食品企业具备HACCP食品安全系统。目前己经有一些屠宰场质控计划，其中包括类似的HACCP原则，用于预防化学性残留问题。参加这种项目的成员是自愿性的，每个成员都要接受单独的稽核。
　　和加拿大一样，澳大利亚食品行业发生转变的主要驱动力也来自外部，这反映了出口依赖型部门维持国际竞争力的需要。一系列与肉品出口相关的食品安全和质量问题的焦点是需要严格控制，提高标准，这将有助于促进农场质控计划的实施。最重要的内部驱动力是所谓的1995年“Garibaldi（饼干）事件”，由于食入受污染的香肠制品，造成了1人死亡、24人住院。自此，澳大利亚食品行业开始改善食品安全，提高了鲜肉的检验和卫生标准，并进行了国内协调。在联邦和州级立法机构发布强制性法规前，澳大利亚食品行业会促使生产商先实施严格的食品安全程序。试图缩减食品法规方面的费用也是转变的一个驱动力。肉品监督的费用通过“联合管理”渐渐移向行业，肉品行业负责食品安全，政府或第三方给予支持。

1.4 国家间的对比
　　这三个国家在形成食品安全机制时有很多相似点，但是在主要驱动力及其对确保食品安全进程的影响方式有所不同，主要体现在:（1）食品安全恐慌事件的发生；(2)组织机构的差异；(3)标准纷生。
　　食品安全恐慌事件的发生是转变的主要驱动力。英国首当其冲，澳大利亚食品行业也感受到了食品安全事件所带来的影响，至今加拿大还没有经历过象英国疯牛病或澳大利亚 Garibaldi（饼干）事件那样规模的食品安全恐慌。
　　同英国相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食品行业有很大的出口倾向。如果出口商想维持国外市场，特别是美国市场，必须引入新的严格的标准。考虑到食品出口的重要性，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联邦政府逐渐转变为推动者而不单纯是管理者。英国的转变主要与危机管理和恢复消费者信心相关。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则关注危险性管理以及预防威胁贸易的食品安全问题的发生。
　　第三个方面是在缺乏中央政府干预情况下标准纷生。在英国，1990年食品安全法案要求零售商制定自身的保证计划。各种行业保证计划的出台也给供应商带来额外的负担，这种情况直到ABM出现才终止。ABM的任务是将肉品供应链上的所有因素置于行业水平的保证体系内，食品安全不再是一种竞争优势。其他两个国家，由于不同的联邦和省级机构间职责不清从而导致标准纷生，直到出现贸易损失的威胁，才促使各自管理部门提供支持，制定国家标准。

2 行业联盟的作用
　　生产商、加工商和零售商之间垂直的供应链联盟作为一个私立部门，是为了确保可靠的食品安全和质量，其出现是对食品安全问题和管理环境转变的反应。这在英国牛肉行业最为明显，澳大利亚一些牛肉行业也有类似的发展。
　　大型零售店和屠宰场还没有找到有效的、具有商业规模的产品追踪体系，这就给较小的业主提供了获得竞争利益的机会。如英格兰的一个农场主有一套牛肉追踪和质控系统，涵盖从饲养者到最终消费者的整个网络，可以追踪每块牛肉的来源，而且牛肉仅在专卖店或高级餐馆销售。动物饲养和终产品加工阶段分别实施ISO9002稽核认证。动物一生的完整资料，包括来源、用药史、喂养史以及任何活动情况，均记录存档。对于这种有保障的产品追踪检查，消费者需要付出额外费用。
　　英国零售商Marks和Spencer（M&S）拥有自己垂直的供应链联盟。不象其他主要与屠宰场打交道的食品零售商，M＆S直接与其农场供应商建立联系。M＆S的牛肉选择计划的重点是通过产品追踪，销售一贯高质量的产品。品尝小组的测试可以直接追踪至农场，比较来自不同生产条件下的牛肉品质，便于技术人员就配给变动或提高食用质量提出建议。农场供应商接受随机检查，而且必须提供所有的饲料成分清单，证明仅使用了允许的品种。这两个例子显示出，英国肉品行业垂直的合作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从敌对贸易关系转向组织严密的战略联盟，这是对改善食品安全要求作出的有效反应。
　　澳大利亚牛肉行业也出现了垂直的合作关系，大型超市供应链占主导地位(如Woolworths和Coles)。就肉类而言，这主要因为澳大利亚政府鼓励合作管理，要求肉品行业直接负责产品安全。例如，Woolworths为其供应商制定了质量管理标准，同意参加该项目的供应商要实施HACCP计划，并对其进行单独的监督。

3 结语
　　有效、可靠的食品安全法规体系对于公共政策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问题在于如何设计一种消费者信任的、可确保食品安全供应的体系，从而避免采取既妨碍行业的竞争，又对消费者毫无益处的严酷的措施。通过上述国家的比较，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协调国家标准、增强私立部门的责任义务以及严格法规管理是这三种体系的特征。在英国，行业反应更为迅速和果断，这主要是因为零售部门的影响。而在加拿大的行业质控机制中零售商并不起主要作用。只有零售商加入后，才能被认为是建立了真正完全的“从门到盘子”供应链合作关系。很难说哪种机构环境在传递安全食品方面最为有效和最具效力，如何比较不同国家管理体系的相对有效性，还有待进一步研究。